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
八字方针贯彻之初，工业的调整力度不够。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实行后，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调整。中央先后批发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讲话，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随后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这些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联系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阐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承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时间。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深入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具有极大作用。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并分别讲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由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着重在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调整与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消除“大跃进”以来产生的消极影响，加快了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许多地方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农业集体化之后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发生新的分化和改组，局势出现动荡。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中美之间的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这使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也影响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党，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但是，主要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评价苏联的变化和国际共运，也产生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认识。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